2012年5月8日 星期二
2012年4月1日 星期日
捨得
隨著科技的進步如藉Internet可將世界收納於股掌之中，風馳電掣的高鐵也縮短了昔日遙遠兩地的路程。在現代醫療的氛圍中，人們身處在前所未有的摩登醫療設備，比如重粒子、質子或標靶治療等，彷彿人生病了，藥到病除，忍一忍也就過去。
然而，在這樣先進科技洗禮下的我們，若遇上當積極治療達到協助的極限，無可迴避地又走回「生老病死」--人生必經的歷程之中，就如同習慣坐高鐵的人，沒得選擇被困在尖峰時刻市區動彈不得的車陣中是揮之不去的夢魘。
若醫療的協助以無法再阻止病情惡化，病人與家屬再高昂的鬥志似乎成就不了什麼事時，他們還能做什麼呢？通常醫療團隊會開始與病人與家屬討論是否要簽署不積極急救的同意書？在病人與家屬考量此等看重生命的品質還是壽命的長短的決策歷程涉及與下列因素有關：(1) 病人對自己人生旅途的盡頭接受之程度；(2)家人對親人即將逝去的態度；(3) 病人與家屬之間如何做好的道別； (4) 家屬如何面對失去至親之後的生活。藉由以下王 先生的例子我們可以更具體討論其中的意涵。
然而，王 先生的檢查結果卻是罹患食道癌。在手術中，醫生更發現癌細胞已從食道擴散到胃，甚至三分之一的胃都需要被切除。好在王 先生及王 太太都是非常主動積極的人。即使在面對這麼突然的衝擊，他們努力專注在可以搶救的部分而沒有固著於這個疾病的負面或無法控制的部分，通力合作要打贏這場硬仗。
十一個月過後，雖然已比預估的存活率半年更長，但因為治療食道癌之不利的因素 (如：極易營養不良；歐美人士較不常得此癌症，故在藥物的選擇上就受限制)，王先生已不再英姿煥發，人瘦成一把骨頭，且因貧血常有暈眩跌倒的危險。到臨終的前幾天，為了讓陷入昏迷的王先生得到較舒適的個人衛生照理，家人將他轉送到安寧病房。
未到最後關頭，雖看不到成功的跡象，王氏夫婦仍可抱持奇蹟依然可能出現而扭轉整個局面的希望。然而，相信自己的健康狀態極佳的人，並不需排斥買健康疾病險，畢竟人也不是金剛不壞之身。王 先生及他的家人可為最自然的發展趨勢做準備。
如何為最自然的發展趨勢做準備？
第一、王 先生能面對人生旅途的盡頭嗎？打從王 先生一開始生病，透過心理專業人員﹙如臨床、諮商心理師或社工師﹚的協助，王 先生、家人及好友都一起來做王 先生生命的經歷做一個整合性的回顧 (life review)。這樣的生命經歷回顧使病人在一連串的失落，仍可以在生命及歷史性的聯繫中產生人生不虛此行的意義感。另一方面，藉此豐富談話的話題而不是老是侷限於病情有否有好的進展上打轉。例如：和王 先生談話時，親友表達他們對王 先生的欣賞、肯定與感謝﹙在職場上的貢獻及對人的影響﹚。藉此也可以讓王 先生談一談他努力付出無論是在物質或精神層面最有成就感的事或是最難忘的榮譽。
大家一起分享曾共度歡樂或美好有意義的時光，讓王 先生也聊一聊他遇過幸運的事。知道他曾遭遇過一些不平的事，也可為他抱屈，藉此讓王 先生談談他有沒有對生活／生命的憧憬與想望仍不得以實現的事。
即使罹癌的過程常令人覺得不斷失去對生命的掌控感，病人仍可保有在所剩的時間中之生活方式的選擇權。如王 先生選擇住在家中，留在自己熟悉環境並和家人有多一點相處的時間。家人就近陪伴與支持提供他對抗病中容易有的像是被遺棄及孤單感覺之安定的力量
第二、親人對死亡的態度將影響治療的決定。像是癌末病人的家屬往往在藥石罔效時仍不放棄積極治療。這些反應不只透露當家屬難以面對親人的別離，不願放手，或是延長親人的壽命似乎可延宕自身面對令人困惑又難以理解的死亡議題。
心理專業人員提供開放的空間讓家人共同對死亡做去負向及去迷思化的討論，藉此讓病人與家屬更冷靜的接受死亡乃是人生必經的旅程，因人都有一死只是時辰未知罷了。如王 太太深愛著先生，不忍心放棄積極治療，但她意識到先生雖然鬥志依然昂揚而生命機能已接近癱瘓狀態。徒讓已病得不成人形的王 先生遭受更多病魔的折騰，現世生命告一段落也是脫離身體的苦痛進入安息的路徑之一。他們的兩位成年的孩子因面對父親的死亡，開始思索生命的意義與死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畢竟，趁健康年輕時對生死之事做些探究，實在不是多餘而是必須的生命教育。
第三、王 先生與妻子和孩子之間做好的道別。以夫妻為例，按人之常情，越美好的關係越希望能永永遠遠。比翼雙飛的愛侶突然發現自己隻身一人時，那種寂寞是讓當事人很難承受的！然而每一回因失落所感到的痛也正反應了這樣的關係曾是何等的重要與珍貴。
誓言共此一生，並不保證夫妻一定能白頭偕老，永浴愛河。若能接受彼此相聚的時間是有限的，反而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時光。與其受困於無謂的憂心成為命運操弄下的無助受害者，不如夫妻集中心力實現心中的想望，共同討論在一起做些什麼。如王 先生就以他尚餘的精力寫下他對妻子的愛與感激，希望這一封封充滿愛意的情書在他走後依然能夠代替他陪伴著妻子。而王 太太也不時握著王 先生的手，或是輕撫他的臉龐，不只讓王 先生感受到她的愛與支持，也將彼此相愛相惜的時光記憶留在手中 (觸覺的記憶)。
不只是親人難以向即將病逝的家人道別，瀕臨死亡的病人也常難以割捨身邊的人。試想一位有擔當且愛妻子的丈夫，情何以堪要卸下保護妻子的責任，讓妻子孑然一身。如果太太此時能體諒先生的不捨與愛，勇敢地答應會帶著他的愛好好地繼續活下去，將安慰先生歉疚的心。
父親無法繼續成為孩子的大能膀臂或在見到孩子成家立業，也是為父的遺憾。孩子們能把握回饋報答父親的時日不多，格外的撥時間與父親相聚，讓父親意識到自己即將不久於人世，但他感受到生命得以傳承而產生的永續感。這樣的親人相聚也為日後留下溫馨的回憶。極溫馨感人的是，在黎明微暈的一線曙光中，王 先生在親人的陪伴下，離開了醫院。此時，王 先生的大兒子看見在西邊天際出現了彩虹，彷彿是上蒼對王 先生離逝給予他家人們的安慰。（對佛教徒的親屬，西方是極樂世界；對基督徒的家屬，彩虹是上帝與人立約不再有大災難的記號。）
第四、王 太太及孩子如何面對喪親之後的生活變動呢？在王氏家族因應過程中，心理專業工作者，不斷地肯定 (validate)他們互相支持的愛意與「盡人事聽天命」的達觀；特別是在面臨無可避免的死亡時，所展現的生命韌性與慧劍斬情絲能放下的大智慧。這樣的認可，不只提醒他們在面對重大衝擊時繼續保有人格整合性，也為下一階段因應逝者也不在的生活世界做鋪陳。
如王 太太不再能聽見王 先生的聲音，有公事問題能向他諮詢，感受他扶住她的纖腰的柔情愛意。她需要有人可以聽她談對 先生的想念，因在口訴的過往故事時，彷彿王 先生也就在他們當中，她和她 先生--生命歷史的重要脈絡又有了聯繫。心理專業工作者發現王 太太曾經歷失去父母，而她都能從當中恢復過來，成為自己內心的父母。因此，在王 先生離世之後，她將能量轉移到疼愛自己的努力上。例如，即便是路癡，王 太太學開車並認路好較有便捷的交通方式。在王 先生去世一年之後，她更是將他們近二十年的房子重新整修以更適合她晚年的生活。
既便是成年了，孩子頓失父親成了孤兒仍是百味雜陳奇怪的心理衝擊。特別是大兒子一下子像是成了一家之主，倍感任務艱辛。好在她的孩子也因母親的示範，學習適應父親以不在的生活。其實，二十多年孩子耳濡目染爸爸的反應與想法，其實他們可以拿捏八九不離十，原來父親已活在他們的心裡面。
在王氏家庭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尊嚴地面對死亡並不一定是當時的場景極其平靜安穩，而是人具有完整性格來選擇如何為生命的畫上休止符。在癌末病人與親人接受失愛/親之慟，常使苦難不再拉長，有時反而能夠保留活力、走過痛苦、並發現當中一些說不出的聯繫與令人驚訝重新的獲得。
乾燥花
文 / 鄭春鴻
自從那個狐狸精進門之後，她的房間從來沒有像今晚一樣擠這麼多人。現在，她有充分的理由讓大家都圍在他的身邊，甚至，那些還沒有來的人，只要她一開口，就有人趕緊拖著木屐，踩著喀喀地小碎步，去把那人給叫來。
因為，今晚，她就要死去了。
「阿芬來了未？」
她的嘴唇已經泛白，兩天的昏睡後，她奇蹟似地醒了過來，說佛祖來接她了，她還有一些事沒交代清楚，講完就得走了。
她的兩個眼窩陷成黑窟窿，兩頰一下子削瘦下來，臉部的每一條肌肉好像都已經放假了，整個面龐走了樣，完全找不到昔日那位鹿港大美人的影子。
醫生來看過，說狀況已經很不樂觀了。她昏迷的第二天，家人已經到街上的「老人嫁妝」店幫她買好了壽衣，好整地疊放在小竹椅上，這椅子就靠在她躺臥的床邊。她的房間裡雖然擠進不少人，但是這小竹椅的四週卻沒人站，好像碰到這穢氣的椅子，就跟另一個世界沾了邊。
「阿芬來了未？」阿芬是她鹿港的鄰居，跟著她嫁過來的，一直是她貼身的佣人。
她恨不得沒有這一醒，因為這一醒，重重地打擊了她的尊嚴。病中的失禁，使她的身體被弄髒了，她虛脫得似乎已完全沒有氣力自理衛生，只好由廚房的歐巴桑來福嫂替她擦拭更衣，這簡直比殺了她還難受。羞死人了，她懊惱得無地自容，要不是她已無力言語，她想她會把一屋子人全部趕走。
這一屋子人除了依俗前來跟她告別之外，多少帶著幾分的好奇而來看看這位大太太的閨房是個什麼模樣。
十幾年來，她的住房進出不過兩三人。她並沒有嚴格限定某人不能進她的房，但是根據去過她房間的人的描述，她的房乾淨得連你站了進去，就立刻把那塊你站的土地給污染了。
此後，就再也沒有閒人「敢」踏進她房間一步，偶爾有事前來傳話，都只站在門外或窗邊，把話帶到就走人。
據她的手帕交劉媽有一次不經意地說，她可不是從來就這麼愛乾淨的。她剛結婚的時候，最愛吃甜點，尤其是紅豆麻薯，就是那種外面沾有白粉，下面墊著一小張紙的日式麻薯。「素琴呀，以前看到梳妝台上爬滿螞蟻，用手輕輕地揮一下，都可以照樣繼續吃她的紅豆麻薯。」
自從狐狸精進了門，她整個變了個人，她好像存心把自己變成寡婦，不再穿花衣服，不再塗粉擦胭脂，髮髻上永遠只有一朵白色的玉蘭花。
她不茍言笑，不在大廳喝茶，一身白淨的長衫，
「阿芬來了未？」她已經問了不下十次了。
「已經去叫她了，快到了。」這是他的先生十幾年來第一次進她的房。
白梅剛進門時，素琴堅持跟他分房，他也只有默許。起初，儘管白梅對他擺臭臉，但是他對素琴卻特別殷勤，晚上一做完帳，一定拎著一小盒紅豆麻薯先到素琴的房間，好像在答謝素琴幫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忙似的。
他幾乎完全對這個房間沒有印象，好像到了別人家一樣。素琴顯然把跟他有關的一切東西，清得乾乾淨淨了，沒有一張他的相片，沒有屬於他一個座位，連她原來最心愛的白玉貓咪也沒放在她的案頭上，這是以前他送給她的訂婚禮物。
他有點獃獃地佇立在床沿，就好像被領進了一個陌生旅店的房間，嗅到的是一股似乎停滯一陣子，有點冰冷而完全跟自己無關的氣味。
──不過，說到氣味，有一個味道卻是他一直忘不了的。
初夜時，素琴盡了人妻的義務之後，沒過兩分鐘就打起呼來，他推著她，想要喊醒她聊兩句，但是怎麼喊也喊不動。他好氣又好笑地湊過去想親她塗著洋紅胭脂一張一閤的小嘴唇，忽然聞到她吐納之間的鼻息有一股幽幽的香味。他非常好奇，別人的鼻息口氣都是臭的，為什麼素琴的鼻息是香的呢?
「我娘懷我的時候，每天拜觀世音菩薩，我是喝觀音娘娘的咒水出娘胎的，口氣當然香啦!」每次素琴總是嬌嗔地說道。後來，他總喜歡在他打呼的時候，把鼻子湊在她的小唇邊，隨著她的吐納貪婪地吸聞著她的氣味，有好幾回因為他捨不得離開她的唇邊，就這樣一睡到天明。
「都是你，口水流得我滿臉都是。」素琴會跟他抱怨。他當然懂得素琴知道他喜歡那味道，一夜都捨不得把他的臉推開。
然而──
這會兒她的香味還在嗎?
一張消瘦的臉，掛著兩顆癟如龍眼乾的小眼，他特別仔細地瞧了瞧她的嘴唇，它像一朵已經完全枯萎的小雛菊一像，似乎已然找不出生命跡象。儘管她仍氣如游絲，但他好像已經看到她的嘴唇先已死去了。
這時，突然有個想法浮上他的心頭──那小雛菊乾枯了，會不會是因為少了，少了他的口水呢？。想到這裡，他打了一個寒顫，心裡有百般地不忍。
「阿芬來了未？」她又問，但是好像已經沒人搭腔回答了。
這時候，白梅好像一個剛過門的媳婦第一次要去見公婆似的，端著一個紅檜木做的茶盤，盤上有一青花瓷碟，上有兩個小小的紅豆麻薯，她慢慢地走進素琴的房間。她挨近素琴的床邊。
「素琴姐，這是你最喜歡吃的，你已經兩天沒吃飯了，吃一點吧!」
他忽然頗有慍色地拉了一下白梅，輕聲地說：「都什麼時候了，還吃麻薯。」
旁邊幾個素琴娘家的長輩也嘀嘀咕咕說著，給病人吃麻薯，安什麼心啊?要噎住了怎麼辦?
「人家以為素琴姐最愛吃紅豆痲薯嘛!」白梅這才有點發窘。
這時，素琴忽然出聲說她想吃。大家起初嚇了一跳，後來才勉強把磁盤端到素琴的面前。來福嫂捏起了一個，送到素琴的嘴邊，素琴想咬一小口，慢慢地嚼嚥，第二口就沒力氣再吃了。
天色慢慢暗了，客人三三兩兩藉故告辭了，他要求房裡的每個人都離開，說有話要對素琴說。
他把放著壽衣的小凳子拉了過來，把那一疊壽衣移到窗台邊的小茶几上，然後把凳子移到素琴的床邊坐了下來。素琴突然變得有點緊張，她慢慢從被子裡伸出雙手來緊緊地抓住衣襟，用她僅剩的力氣抿著嘴，好像在防著他什麼似的。十幾年沒再特別有什麼交談，他怎麼也吐不出一個字來。但是，他非常想在她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對她說一個對不起什麼的，但是，整個氣氛完全沒有說話的理由。
他又看著她的嘴唇，越看越像一朵乾燥花，乾燥花當然不會有什麼香氣，任誰也不會愚蠢到把鼻子湊到乾燥花前面，不是嗎?不過，他突然知道，此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鼻子湊到她的唇邊。
她沒有拒絕，或許是她連把臉翻過去的力氣都沒有了。然後，他看到兩行淚水從她的眼角汨汨地滲了出來，然而她的眉，她的眼，她的鼻，她的唇，她的顏面任何一條神經卻完全不動，那淚水就如從枯木的縫隙滲出來的露水一樣。
他取出手絹來替她拭淚。
過一會兒，她氣如游絲地又問：「阿芬來了未？」
「阿芬恐怕明天才能趕到，她請假回鹿港。」他答道：「你叫她做什麼?我可以為你做。」
她沒有搭腔。
她託阿芬回鹿港買一條洋紅色的口紅，她不要自己就這樣躐躐蹋蹋地走，至少也要點個胭脂，漂亮地上路。
他決定一個人陪著她渡過她的最後的一夜。
她顯然非常疲倦，不久就又昏睡了過去，在寂靜的夜裡，他再度聽到久違十幾年的打呼聲，只是這呼聲已經微弱到得仔細才聽得到。
等到趴在床沿上的他被阿芬喊醒時，他發現床上已經沒人了。
他嚇得臉上發白，心想難不成他睡得連素琴往生都不知道嗎?這會兒遺體送到哪兒去了?
等回過神來，他才覺得周圍的氣氛應該沒有特別壞的事情發生才是。屋子的兩扇簾子捲得高高地，陽光穿過屋外的菩提樹葉梢從窗口灑了進來。
「太太好起來了。」阿芬看著她剛插好花，彷彿在檢查正統池坊流的美感，一邊對他笑道：「她說別吵醒你，讓你多睡一會兒。」
他套上了外衣正要走出房門，一個穿著碎花布洋裝的女人迎面而來，要不是那塗著洋紅胭脂的小嘴唇，他真的一下子認不出是誰。她對他淺淺地笑了一下，說了一聲謝，就走進房去。
關於素琴這一回走進鬼門關又繞回來的事，後來有了不少的解釋。
素琴的娘家一致認為這是觀世音菩薩顯靈，讓素琴死裡逃生；白梅對外都說是素琴和醫生，也就是素琴的表叔公串通演的一場戲來討人憐憫；表叔公怕人說他醫術太差，對於素琴怎麼活過來一直沒有解釋，但他心裡想著，可能是她血糖太低，正好吃了一口非常甜的紅豆麻薯，才意外地又活回來的，這個想法當然不能公開說，否則白梅不就變成素琴的救命恩人了，要素琴知道如此，恐怕寧願死去。
素琴呢?她自己堅信還能活過來，是他那神奇的，輕輕地一吻。
她從此不再扮寡婦，因為她確知她是有丈夫的，她決定又變回原來的她，才不辜負新的生命。而每回阿芬回鹿港去看她媽媽，也都會為太太買一兩條洋紅的胭脂。
逃離壓力
請您向家人宣告，當我在家裡聽到或看到一些會讓我沮喪的事，你們會發現我突然不見了，請不要擔心，我只是出去走走，一會兒就會回來，謝謝你們的擔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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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水泥地上冒出來的小花草要掙開多大的壓力 |
文 / 鄭春鴻
癌症的病發和壓力有沒有關係？這個疑問在病人與醫師雙方有不同的看法。
許多病人回想起自己在癌症病發的前半年、一年，都稱說確實曾經歷過前所未有的壓力。這些壓力來源不一而足，有的來自婚姻；有的來自家庭；更多來自事業。而且不少癌症病人會說，即使這些不愉快的往事已經遠離了，但是於今想起餘悸猶存。
病人有時會拿這事去請教精神科醫師，得到的答案通常是：「沒有研究指出癌症的病發和壓力有關。」他們會說，根據研究，一個人一生當中，父母親的過世是壓力最大的時候，如果癌症的病發和壓力有關，那麼父母過世時會是人們得癌症的高峰期嗎？事實上並沒有。
這個說法似是而非，因為什麼事帶給人壓力最大，這很難歸納。有些事對某些人是a piece of cake蛋糕一片，小case；但是它對其他人可能有如排山倒海之苦楚。 有些事在某個時候，多數人都可以輕易面對；但同一件事在特定的時候發生，卻極可能令人痛不欲生。
東方人自古似乎有一種以苦以憂為樂的傳統。古詩十九首說：「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范文正公說：「先天下之憂而憂」；連日本的文學家廚川白村都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好像不苦不憂，人生就很沒深度。
的確，就如孔子所說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 / 衛靈公篇），人生的憂患從識字開始，越是懷抱人生，越是憂國憂民，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都可以撩人愁緒，給人壓力。要人人心頭前裝一片清心濾片，煩心的事在此就被過濾，恐怕沒有那麼便宜之事。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說壓力大會得癌症，但是越來越多的醫學研究發現精神壓力會削減免疫機能，憂鬱症會使身體修補ＤＮＡ的能力下降，壓力就算不會立刻致人於死，總不會是個好東西。
癌症病人的第二課：逃離壓力。請您向家人宣告，當我在家裡聽到或看到一些會讓我沮喪的事，你們會發現我突然不見了，請不要擔心，我只是出去走走，一會兒就會回來，謝謝你們的擔待。
活出「後癌症時期」的意義
癌症可算是一種創傷的經歷。其生存本身就是一種將如何活下去的掙扎狀態。所採之行動往往不能因循舊路，反而因求生所需震盪出過去所未有之勇氣嚐試新的路徑與方法去面質創傷、投注行動並寬解痛苦。顯然，後癌症時期，我們對身體、生命、人際、價值的認知與渴望不再一樣。
文 / 林彥妤 (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
家中如有新寶寶的來臨，大家都會急忙趕著上醫院；準媽媽經歷生產過程中的驚心動魄。接著，大人疲於適應寶寶帶來手忙腳亂的生活，如晝夜顛倒或是不明原因的長時間哭鬧；而且還要不免俗招呼許多前來道賀的親朋好友。然而，忙歸忙，抱怨歸抱怨，嬰兒不按牌理出牌，至終，新生兒父母一笑置之這當中的種種不方便，對下一個階段的任務抱著非常正面期待的心情。
倘若換成是家中有人得了癌症，一樣也經過住院、手術、和有許多的親朋好友來探訪（如果當事人想讓人知道），氣氛可就凝重多了，即使病情在至好的情況也只能謹慎而樂觀。
試想，為什麼新生兒的來臨也造成許多的不適應，但氣氛卻是歡樂的？但癌症卻不是如此！難道兩者之間沒有一些相似性嗎？ 有人會說：當然不一樣！一個是導向無限的希望和可能性；另一個是不斷的面臨限制及失落。
的確，新生兒帶來許多新鮮的經驗和視野。例如：小貝比吃過奶那滿足安適的表情，足以讓許多的父母願意他做牛作馬。小貝比第一次用手握住東西，對父母而言，他簡直像做了登陸月球一樣偉大的事。然而，一位做過淋巴切除的婦女透過復健漸漸能夠將手舉起，大概少有人會把它當成里程碑一樣的慶祝。
其實，培育新生兒的歷程也不全是成長的喜悅和歡笑。父母會擔心嬰孩是否發育正常？生病了有否併發症？小孩子的學習歷程也經歷許多的不協調，甚至腳力不支，跌坐在地也是常有之事。但大人都非常包容這個過程，似乎新生兒之父母較留意他們孩子成長，而不是過程裡嚐試中的失敗。
癌症給人的印象總是來勢洶洶、銳不可擋，趕盡殺絕用切(手術)、毒(化療)、燒(放療) 控制住局面。即使在緩解期，心中仍是很難不閃過一個念頭：如果再復發怎麼辦？這是攸關生死，不是跌坐在地而已，怎能輕鬆的起來？
在這樣精神緊繃的狀況下，人們對待癌症的康復歷程，較易採減分且是不可逆的操作方式。例如：頭髮掉光了，而不是我的頭髮會再長出來。我會很虛弱，而不是化療之後，我的的體力可以再恢復。
再者，新生兒父母透過價值觀的抉擇得做出割捨和放棄。如隨著為嬰孩成長，花費也與日俱增，父母不再能為所欲為收藏他所愛CD，好為寶貝買尿布和衣服。甚至，新生兒父母義正辭嚴打斷朋友間的對話，或拒絕參加過去看為非常重要的活動，既不怕得罪別人也不覺得理由不充分，因為寶寶的需要最重要。
反之若癌症因病情的需要調整飲食習慣，那麼，人們較會視為生活樂趣的剝奪非一種延長壽命的投資。為什麼新生兒父母通常不會太在意因新生兒所伴隨而來之剝奪和失落，面對癌症所引發的失落我們卻較不能接受呢？或許從癌症所得的收穫，叫不被我們看中。
然而，癌症發生真是一無可取嗎？
從病人與病人家屬的分享中，我們常可以發現癌症發生之後，病人與家屬藉著恢復氣力、精神、希望和面對癌症的困境（即接納或克服隨著癌症而來之挑戰的經驗），往往會抓住出人意表領悟，也就是在順境當中所被我們忽視的。例如，我們更切身感觸人生的限制包括時間的有限。這是為什麼有人罹患癌症之後，生活變的在外人看來極為簡樸，因為實在不需要在為物所役；或是有些事也不再生氣，因生命何其短棧，多不值得浪費力氣也浪費時間（生命）。因此，做重要的事之迫切性就更強了。
此外，癌症的經歷衝擊我們的思維方式──放下、鬆手，而不再是擁有越多越好。弔詭的是我們發現現在擁有而不自覺的東西，例如：過去親人或配偶的關心當做理所當然；如今在患難中，對這樣的情誼則視為萬金難換。
復原並非要恢復到沒有生病以前的，就如同成長的過程也不可能回到十五歲或二十歲的樣子，總是會失去一些。
紐約大學復健研究所的牆上，有一則病患的禱告：
當希望均落空 ， 另一燦爛光輝的路可達；
向神祈求賜予做大事的力量，.神卻與謹慎、順從的軟弱；
向神懇求賜予做更偉大事情的健康，神卻賜予病弱；
希望獲得幸福，懇求財富，希望更加賢明，.神卻賜與貧困；
欲追求權力，以獲得世人讚賞，.神卻賜予跪在祂腳前的軟弱；
想追求世間一切，藉以享受人生，.神卻賜予歡心承受一切的生命；
所祈求的願望，沒有一個達成，然而，神將卑賤一如只有神關心的我─心中沒有表達出的祈求卻如願了。我是所有當中，受到最豐厚祝福的人
若用華人較親切的詮釋，就是「放空」：不帶任何預設的框架，進入生活的場域。那麼，疾病不再是外在病源或內在體質進入某種脆弱狀態的表稱，而成為觀照我們的身體、自身、生命、對世界的秩序的認可與未來的渴望反射（reflection）。
藉著理解、接納與沉澱整理出一個自己與他人的後癌症和諧關係；萃取過去、去蕪存菁地再脈絡化一種更深層自我理解的衡定。顯然，後癌症時期，我們對身體、生命、人際、價值的認知與渴望不再一樣。
癌症可算是一種創傷的經歷。其生存本身就是一種將如何活下去的掙扎狀態。所採之行動往往不能因循舊路，反而因求生所需震盪出過去所未有之勇氣嚐試新的路徑與方法去面質創傷、投注行動並寬解痛苦。
因此 罹癌過程並不一定是一種斷裂與推翻，而是個人將負面的經驗轉向正向成長的意義，進而沉澱出自信及對生命再抱希望來由。癌症實可視為是一種新生。
我們在迎接新生兒所使用的態度，也將適用於癌症康復。
慢活主義的聯想
如果某醫師看病從年輕看到退休，叫得出名字的病人屈指可數，他可能一輩子只在「看病」，沒有看「病人」。按小說家黃春明 先生的說法，他不是醫師，只是生產線上的女工。和信醫院的醫護人員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他們可能是台灣叫得出最多病人名字的白袍使者。
文 / 鄭春鴻
最近全球刮起一股「慢活主義」的新風潮，推行著慢食、慢工、慢動、慢性、慢療，和慢閒運動；主張以一種正常而平衡的速度生活著。心理醫生把追求慢活叫做「找到你心中的烏龜」（find your inner tortoise）。
「慢活」並不是主張做每一件事都慢吞吞的，而是要脫離做為速度的奴隸，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自己也活得更美好。「慢」字主是針對一切講速度的現代生活的反動；比較正確的慢活主張，應該是該快則快，能慢則慢，也就是以音樂家所謂的 tempo giusto 以正確的速度來過生活。
慢活主義最重要的核心是建立一種歸屬感，增加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機會。大家太熱愛速度，執著於用最少的時間做最多的事，這樣的觀念已成了普世的價值，全人類沉溺在快速文化久矣，也為追求速度付出慘痛的代價。
現代人越來越冷漠，跟我們每天相遇，只說句「嗨」，幾乎沒有互動的人，竟好像佔了大多數。 這裡所指的互動，還不只是雙方談事情而已。比如，當你打開電話號碼簿或名片冊，這些人都跟你談過事情，他們都跟你曾經互動，但，他們都可以稱為你的朋友嗎？你瞭解他嗎？
醫療體系也不免陷入這樣的迷思，台灣的醫師和病人好像是盲目的約會，三分鐘看一個病人，結果使病醫的關係一直降溫。一個好醫師的條件或許很多，而如果某醫師看病從年輕看到退休，說出名字的病人屈指可數，他可能一輩子只在「看病」，沒有看「病人」。按小說家黃春明 先生的說法，他不是醫師，只是生產線上的女工。和信醫院的醫護人員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他們可能是台灣叫得出最多病人名字的白袍使者。
前些天，我到台北一家大型教學醫院探望病人。一位年輕的醫師拿了好幾張同意書要病人家屬簽字，口中一直唸唸有詞：「社會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什麼都要簽字，以後我幫你打針之前，也會要你簽字，因為病人會告我們。」這位醫師心靈的受傷溢於言表。在場人士聽了無不愕然互視，但噤聲不語。病醫之間不能互信，倒楣的還是病人。究竟是什麼釀成這樣的災難？當然大家都有責任，而醫界必須自省的正是快速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掛帥；病人沒有給予醫師應有的尊重，把醫師當生意人，把看病行為當成一般交易，都值得深省。
你敢作夢嗎？
現代生活最大的災難，其中之一應該就是「學校」的發明，因為「學校」經常告訴我們的是「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世上沒有奇蹟。
文 / 鄭春鴻
一名廿五歲的重慶女子在拍賣網站上開店「出售剩餘人生」而引起議論。據悉，這位名叫陳瀟的女子開店一個多月來，有一百多人購買她的時間，成交四十多宗。她在網頁上寫著「將剩餘的人生獻給那些真正有時間需要的人」、「人的時間是可以買賣的，安排陳瀟的生活是你們的權利，為你們服務是我的義務…」。不過，陳瀟強調，她不接違法的業務。
我們每天都在「出售剩餘人生」
成功需要成本，時間也是一種成本，對時間的使用等於反映了此人的價值觀。陳瀟的「出售剩餘人生」只是聳動的噱頭，一點都不新奇，因為你和我，以及全世界多數的人，可以說每天都在「出售剩餘人生」。只是有些項目，我們不全然把它當成「出售」；而是認為是「付出」、「奉獻」等等。
比如，你一早騎摩托車載可愛的女兒上學，你會把它想成「出售時間」給一個小女孩嗎？不會，因為你不是司機，這是你對女兒的愛，是「付出」；接著，你去上班，在工作上，你一點都沒有成就感，也得不到同事的敬重，你覺得純粹被「工具性」的對待，但你又不得不去，因為你需要那棄之可惜的薪水。因而，上班的八小時，你的確會把它當做「出售時間」；下班了，你花了一個小時在家煮飯給家人吃，你會把它當成「出售時間」給一家人嗎？不會，因為你是家人之一，你愛家人，它也是「愛的付出」；到了禮拜天，你上教會，不但要做十一奉獻 (捐出薪水的1/10) ，而且要一早就忙著接待教友，要分擔弟兄姐妹的憂愁，花的時間和金錢更多，你會把它當成「出售」嗎？不會，因為你愛上帝，而你被教育「做在最小弟兄身上的，就是做在上帝的身上」。
「行非所願」花的時間才叫「出售」
可見，當我們「行非所願」的時候，我們花的時間才叫「出售」。當我們「為所當為」時，我們就是在履行責任，我們是在「享受付出」。比如，果農花時間種水果，為的是收成後把水果賣了，好用來買別的日用品生活，所以，他在田裡是「工作」，是他的責任，對他而言，這大概就是「出售時間」；而都市的上班族，想體驗農夫的生活，他向「市民農場」申請一塊地，同樣在田裡是操作，但他在假日上工做的不是「工作」，而是休閒。
母親一星期工作70小時十萬元
母親，是一星期工作七十個小時的職業，這是德國家庭主婦協會的統計。根據統計，一個有兩個孩子的母親平均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如果週末不列入計算的話，一個星期至少工作七十個小時。而一個正常的工人一星期工作七十小時，在德國是違法的。
德國媽媽要做哪些工作呢？和台灣的家庭主婦大同小異。包括煮飯、洗衣服、居家清潔、陪孩子、接送小孩、幫孩子做課後輔導等等。如果以時價計，一個家庭主婦所做的工，一個月可以賺到2510歐元的工資，換算成新台幣大約要十萬元。當然，媽媽一天的工作不只上述。更重要的是你不可能為這一個家找到這麼一個女人，她是那麼盡心盡力，無怨無悔。正因如此困難的工作，有天下的女人任勞任怨地擔待下來，才成就人類去承繼那宇宙繼起的生命。
「學校」教育我們「人生沒有新鮮事」
生活在不容易餓死的地方，人生最大的問題，往往不是「活下來！」，而是「怎麼活？」跟自己最過不去的，也就是吃飽飯沒事幹的人，才會去想到「人為什麼活？」的大哉問。
現代生活最大的災難，其中之一應該就是「學校」的發明，因為「學校」經常告訴我們的是「人生沒有新鮮事」，世上沒有奇蹟。多數的各級的學校，就像早年鄉下做「紅龜仔粿」的木製模具，任何形狀的糯米團，經模具一樣，每隻「紅龜仔粿」都長得一模一樣才能送到菜市場賣。學生「模組化」的結果，使得年輕人的價值觀越來越累同，勇於作夢，敢於突破前人設立的藩籬，走自己想走的路的人越來越少了。
諾貝爾獎都是頒給敢作夢的人
每年的諾貝爾獎都是頒給敢作夢的人，他們只知追求真理，幾乎不考慮賺錢的事。以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為例，它頒給的對象，幾乎都是「為學問而學問」的人。以本世紀以來，得獎人在關於神經系統信號傳導方面的研究、發現細胞週期中的關鍵調節因數、發現器官發育和細胞程式性細胞死亡（細胞程式化凋亡），以及發現人乳頭狀瘤病毒的研究，其成果都是石破天驚的，但卻完全沒有立即的商業價值。相較之下，當今的大學，基本上不是這種追求真理的人的溫床。
年輕人什麼都不拜，只有拜金
大學教育的功利化是全球性的，學生來上大學，一心就想要「學以致用」，學校只好應大家的要求，大量地推出實用的科系和課程。以台灣為例，教育部公布學生人數前十名的大學系所，包括商管、電資、資管、企管、電機、財金等系；碩士班以電機、資管、企管人數最多；文科校系以應用外語、應用英文系最熱門。這些科系都是應用科學，連文科的外語，也以可以立刻用得上的應用外語，才受到年輕人的親睞。新的一代，是一個沒有偶像崇拜的世代，什麼人什麼事都不怎樣，什麼都不拜，只有拜金。
因為大家都想學「用得上」的知識，尤其是有效用在賺錢上的知識，也就是「拼經濟」，所以滿腦子都是錢。好好地賺錢其實也不見得是壞事，偏偏還沒學會怎麼賺錢，就去學「理財」。自己窮光蛋無財可理，就去理別人的財，鼓吹大家不要老老實實賺錢，金錢遊戲賺得更多，各式各樣無中生有的「金融性產品」，以錢養錢賺得才快。
人財兩失的現代投資故事
有一天，一位其貌不揚的男士，帶著一位十分豔麗的OL，來到Causeway Bay一家LV店。他為OL選了一價值6萬5元的LV handbag。付款時，男士掏出支票本，十分瀟灑地簽了一張支票。店員有些為難，因為這對夫婦是第一次來店購物。
男士看穿了店員的心思，十分冷靜地對店員說：「我感覺到，您擔心這是一張是空頭支票，對嗎？今天是週六，銀行關門。我建議您把支票和handbag都留下。等到星期一支票兌現之後，再請你們把 handbag送到這位小姐的府上。您看這樣行不行？」
店員放了下心來，欣然地接受了這個建議，並且大方的承諾，遞送handbag的費用由該店承擔，他本人將會親自把這件事情給辦妥。
星期一，店員拿著支票去銀行入賬，支票果真是張空頭支票！
憤怒的店員打電話給那位元顧客，客戶對他說：「這沒有什麼要緊啊！你和我都沒有損失。上星期六的晚上我已經同那個女孩上床了！哦，多謝您的合作。」
對於可能加大的風險缺乏防範意識
這個故事是「次貸危機」期間，我聽到最淺顯，也最容易令人儆醒的教訓。它確定很生動地揭示了次貸危機的本質。故事告訴我們，大多數人在對「未來收益」充滿良好預期的時候，對於可能加大風險缺乏防範意識。
這一位其貌不揚的男士，必定衣著光鮮，手戴勞力士，口袋插了萬寶龍名筆，就算一身名牌都是假貨，但他的多金打扮、談吐、氣派等，必有慑人之處。美女心想，反正週一六萬多LV就到家了，自然也就放鬆了警惕，認為投懷送抱的投資是值得的；豈知她對於投入產出的預期，是建立在一個具有巨大不確定風險下。而對未來收益預期的包裝，則是這些投資機構，也就是故事中那個空心色狼最擅長的事情。
玩金錢遊戲的人大多跟這個美女一樣，所以虧錢或被騙上床基本上是活該，沒有這些人，股市和一堆「金融性產品」賺誰的錢呢？股民的「老師」，那些媒體和分析家們，則往往在其中扮演了LV店員的配合角色。
讀了這個故事，我最感到可惜的不是美女沒有拿到LV handbag，而是美女實在不應該為了一個名牌包包，把寶貴的身體獻給其貌不揚的臭男人糟蹋。因為名牌包包或金錢沒到手，還有機會賺到它，妳花了一去不復返的時間，去陪一個語言乏味的滿口三字經的臭男人，身體還任他玩樂，浪費生命莫此為甚。
錢，不是一張紙；也不是一枚銅板
很多人一生奮不顧身地追逐金錢，問他錢是什麼，他說個半天也沒說出個名堂。關於錢是什麼，使我想起二姐的一段令人激賞的往事。
二姐是國小的 老師，那個年代，她為了增加家庭收入，組了一個作文班。因為二姐不但寫作教得好，也很鼓勵孩子，因此很多小朋友來上課。
二姐為了讓作文班的孩子開心，就準備很多大小獎品來做獎賞，孩子們非常在乎他們得的分數，因為分數高，就可以換獎品。後來，二姐準備的獎品漸漸地對孩子們失去吸引力，於是二姐就想到，不如讓孩子們自己去7-11超商，看看愛吃什麼就買什麼。
不過，為了不讓孩子感到和 老師「交易」，因此，二姐就製作了一種紙牌子，上面蓋上自己的印章，寫上「點數」，一點就算一元，孩子們拿著二姐「發行」的「紙牌」竟然真的可以在學校附近的那一家7-11超商「換」東西。更神奇的是孩子們的「紙牌」用不完，爸爸拿這簽有二姐名字的「紙牌」，居然也可以到這家超商「換」當天的報紙。
聽到這個故事的人，無不對二姐豎起大姆指表示敬佩，因為二姐可能是台灣光復以來，第一個私人成功「發行貨幣」的範例，雖然她發行及使用的範圍不大。二姐一說起此事，總是會客氣地說：「其實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有信用就辦得成。」原來二姐和這家7-11超商的店長說好，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要和公司結帳，在結帳前，二姐一定會去和店長先結清，把她發行的「紙牌」換回來。
二姐的故事告訴我們，錢，不是一張紙；也不是一枚銅板，而是「信用」，錢是一種「信任」。原來，我們賺錢，是要累積更多「信用」，使別人對我們更加信任，這是多麼健康，多麼高貴的動機啊！
問題是，當我們去檢視我們周遭的人，那些擁有最多貨幣的人，確實也同時擁有最多別人對他們的「信任」嗎？好像不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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