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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日 星期日

乾燥花

素琴呢?她自己堅信還能活過來,是他那神奇的,輕輕地一吻。 
文 / 鄭春鴻
   自從那個狐狸精進門之後,她的房間從來沒有像今晚一樣擠這麼多人。現在,她有充分的理由讓大家都圍在他的身邊,甚至,那些還沒有來的人,只要她一開口,就有人趕緊拖著木屐,踩著喀喀地小碎步,去把那人給叫來。
  因為,今晚,她就要死去了。
 「阿芬來了未?」
  她的嘴唇已經泛白,兩天的昏睡後,她奇蹟似地醒了過來,說佛祖來接她了,她還有一些事沒交代清楚,講完就得走了。
 她的兩個眼窩陷成黑窟窿,兩頰一下子削瘦下來,臉部的每一條肌肉好像都已經放假了,整個面龐走了樣,完全找不到昔日那位鹿港大美人的影子。
 醫生來看過,說狀況已經很不樂觀了。她昏迷的第二天,家人已經到街上的「老人嫁妝」店幫她買好了壽衣,好整地疊放在小竹椅上,這椅子就靠在她躺臥的床邊。她的房間裡雖然擠進不少人,但是這小竹椅的四週卻沒人站,好像碰到這穢氣的椅子,就跟另一個世界沾了邊。
 「阿芬來了未?」阿芬是她鹿港的鄰居,跟著她嫁過來的,一直是她貼身的佣人。
 她恨不得沒有這一醒,因為這一醒,重重地打擊了她的尊嚴。病中的失禁,使她的身體被弄髒了,她虛脫得似乎已完全沒有氣力自理衛生,只好由廚房的歐巴桑來福嫂替她擦拭更衣,這簡直比殺了她還難受。羞死人了,她懊惱得無地自容,要不是她已無力言語,她想她會把一屋子人全部趕走。
 這一屋子人除了依俗前來跟她告別之外,多少帶著幾分的好奇而來看看這位大太太的閨房是個什麼模樣。
 十幾年來,她的住房進出不過兩三人。她並沒有嚴格限定某人不能進她的房,但是根據去過她房間的人的描述,她的房乾淨得連你站了進去,就立刻把那塊你站的土地給污染了。
 此後,就再也沒有閒人「敢」踏進她房間一步,偶爾有事前來傳話,都只站在門外或窗邊,把話帶到就走人。
 據她的手帕交劉媽有一次不經意地說,她可不是從來就這麼愛乾淨的。她剛結婚的時候,最愛吃甜點,尤其是紅豆麻薯,就是那種外面沾有白粉,下面墊著一小張紙的日式麻薯。「素琴呀,以前看到梳妝台上爬滿螞蟻,用手輕輕地揮一下,都可以照樣繼續吃她的紅豆麻薯。」
 自從狐狸精進了門,她整個變了個人,她好像存心把自己變成寡婦,不再穿花衣服,不再塗粉擦胭脂,髮髻上永遠只有一朵白色的玉蘭花。
 她不茍言笑,不在大廳喝茶,一身白淨的長衫,
 「阿芬來了未?」她已經問了不下十次了。
 「已經去叫她了,快到了。」這是他的先生十幾年來第一次進她的房。
  白梅剛進門時,素琴堅持跟他分房,他也只有默許。起初,儘管白梅對他擺臭臉,但是他對素琴卻特別殷勤,晚上一做完帳,一定拎著一小盒紅豆麻薯先到素琴的房間,好像在答謝素琴幫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忙似的。
  他幾乎完全對這個房間沒有印象,好像到了別人家一樣。素琴顯然把跟他有關的一切東西,清得乾乾淨淨了,沒有一張他的相片,沒有屬於他一個座位,連她原來最心愛的白玉貓咪也沒放在她的案頭上,這是以前他送給她的訂婚禮物。
  他有點獃獃地佇立在床沿,就好像被領進了一個陌生旅店的房間,嗅到的是一股似乎停滯一陣子,有點冰冷而完全跟自己無關的氣味。
  ──不過,說到氣味,有一個味道卻是他一直忘不了的。
  初夜時,素琴盡了人妻的義務之後,沒過兩分鐘就打起呼來,他推著她,想要喊醒她聊兩句,但是怎麼喊也喊不動。他好氣又好笑地湊過去想親她塗著洋紅胭脂一張一閤的小嘴唇,忽然聞到她吐納之間的鼻息有一股幽幽的香味。他非常好奇,別人的鼻息口氣都是臭的,為什麼素琴的鼻息是香的呢?
  「我娘懷我的時候,每天拜觀世音菩薩,我是喝觀音娘娘的咒水出娘胎的,口氣當然香啦!」每次素琴總是嬌嗔地說道。後來,他總喜歡在他打呼的時候,把鼻子湊在她的小唇邊,隨著她的吐納貪婪地吸聞著她的氣味,有好幾回因為他捨不得離開她的唇邊,就這樣一睡到天明。
  「都是你,口水流得我滿臉都是。」素琴會跟他抱怨。他當然懂得素琴知道他喜歡那味道,一夜都捨不得把他的臉推開。
  然而──
 這會兒她的香味還在嗎?
 一張消瘦的臉,掛著兩顆癟如龍眼乾的小眼,他特別仔細地瞧了瞧她的嘴唇,它像一朵已經完全枯萎的小雛菊一像,似乎已然找不出生命跡象。儘管她仍氣如游絲,但他好像已經看到她的嘴唇先已死去了。
  這時,突然有個想法浮上他的心頭──那小雛菊乾枯了,會不會是因為少了,少了他的口水呢?。想到這裡,他打了一個寒顫,心裡有百般地不忍。
  「阿芬來了未?」她又問,但是好像已經沒人搭腔回答了。
  這時候,白梅好像一個剛過門的媳婦第一次要去見公婆似的,端著一個紅檜木做的茶盤,盤上有一青花瓷碟,上有兩個小小的紅豆麻薯,她慢慢地走進素琴的房間。她挨近素琴的床邊。
  「素琴姐,這是你最喜歡吃的,你已經兩天沒吃飯了,吃一點吧!」
  他忽然頗有慍色地拉了一下白梅,輕聲地說:「都什麼時候了,還吃麻薯。」
旁邊幾個素琴娘家的長輩也嘀嘀咕咕說著,給病人吃麻薯,安什麼心啊?要噎住了怎麼辦?
  「人家以為素琴姐最愛吃紅豆痲薯嘛!」白梅這才有點發窘。
  這時,素琴忽然出聲說她想吃。大家起初嚇了一跳,後來才勉強把磁盤端到素琴的面前。來福嫂捏起了一個,送到素琴的嘴邊,素琴想咬一小口,慢慢地嚼嚥,第二口就沒力氣再吃了。
  天色慢慢暗了,客人三三兩兩藉故告辭了,他要求房裡的每個人都離開,說有話要對素琴說。
  他把放著壽衣的小凳子拉了過來,把那一疊壽衣移到窗台邊的小茶几上,然後把凳子移到素琴的床邊坐了下來。素琴突然變得有點緊張,她慢慢從被子裡伸出雙手來緊緊地抓住衣襟,用她僅剩的力氣抿著嘴,好像在防著他什麼似的。十幾年沒再特別有什麼交談,他怎麼也吐不出一個字來。但是,他非常想在她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對她說一個對不起什麼的,但是,整個氣氛完全沒有說話的理由。
  他又看著她的嘴唇,越看越像一朵乾燥花,乾燥花當然不會有什麼香氣,任誰也不會愚蠢到把鼻子湊到乾燥花前面,不是嗎?不過,他突然知道,此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鼻子湊到她的唇邊。
  她沒有拒絕,或許是她連把臉翻過去的力氣都沒有了。然後,他看到兩行淚水從她的眼角汨汨地滲了出來,然而她的眉,她的眼,她的鼻,她的唇,她的顏面任何一條神經卻完全不動,那淚水就如從枯木的縫隙滲出來的露水一樣。
  他取出手絹來替她拭淚。
  過一會兒,她氣如游絲地又問:「阿芬來了未?」
  「阿芬恐怕明天才能趕到,她請假回鹿港。」他答道:「你叫她做什麼?我可以為你做。」
  她沒有搭腔。
  她託阿芬回鹿港買一條洋紅色的口紅,她不要自己就這樣躐躐蹋蹋地走,至少也要點個胭脂,漂亮地上路。
  他決定一個人陪著她渡過她的最後的一夜。
  她顯然非常疲倦,不久就又昏睡了過去,在寂靜的夜裡,他再度聽到久違十幾年的打呼聲,只是這呼聲已經微弱到得仔細才聽得到。
  等到趴在床沿上的他被阿芬喊醒時,他發現床上已經沒人了。
  他嚇得臉上發白,心想難不成他睡得連素琴往生都不知道嗎?這會兒遺體送到哪兒去了?
  等回過神來,他才覺得周圍的氣氛應該沒有特別壞的事情發生才是。屋子的兩扇簾子捲得高高地,陽光穿過屋外的菩提樹葉梢從窗口灑了進來。
  「太太好起來了。」阿芬看著她剛插好花,彷彿在檢查正統池坊流的美感,一邊對他笑道:「她說別吵醒你,讓你多睡一會兒。」
  他套上了外衣正要走出房門,一個穿著碎花布洋裝的女人迎面而來,要不是那塗著洋紅胭脂的小嘴唇,他真的一下子認不出是誰。她對他淺淺地笑了一下,說了一聲謝,就走進房去。
  關於素琴這一回走進鬼門關又繞回來的事,後來有了不少的解釋。
  素琴的娘家一致認為這是觀世音菩薩顯靈,讓素琴死裡逃生;白梅對外都說是素琴和醫生,也就是素琴的表叔公串通演的一場戲來討人憐憫;表叔公怕人說他醫術太差,對於素琴怎麼活過來一直沒有解釋,但他心裡想著,可能是她血糖太低,正好吃了一口非常甜的紅豆麻薯,才意外地又活回來的,這個想法當然不能公開說,否則白梅不就變成素琴的救命恩人了,要素琴知道如此,恐怕寧願死去。
  素琴呢?她自己堅信還能活過來,是他那神奇的,輕輕地一吻。
  她從此不再扮寡婦,因為她確知她是有丈夫的,她決定又變回原來的她,才不辜負新的生命。而每回阿芬回鹿港去看她媽媽,也都會為太太買一兩條洋紅的胭脂。 


逃離壓力


從水泥地上冒出來的小花草要掙開多大的壓力
請您向家人宣告,當我在家裡聽到或看到一些會讓我沮喪的事,你們會發現我突然不見了,請不要擔心,我只是出去走走,一會兒就會回來,謝謝你們的擔待。

文 / 鄭春鴻 

癌症的病發和壓力有沒有關係?這個疑問在病人與醫師雙方有不同的看法。

許多病人回想起自己在癌症病發的前半年、一年,都稱說確實曾經歷過前所未有的壓力。這些壓力來源不一而足,有的來自婚姻;有的來自家庭;更多來自事業。而且不少癌症病人會說,即使這些不愉快的往事已經遠離了,但是於今想起餘悸猶存。

病人有時會拿這事去請教精神科醫師,得到的答案通常是:「沒有研究指出癌症的病發和壓力有關。」他們會說,根據研究,一個人一生當中,父母親的過世是壓力最大的時候,如果癌症的病發和壓力有關,那麼父母過世時會是人們得癌症的高峰期嗎?事實上並沒有。

這個說法似是而非,因為什麼事帶給人壓力最大,這很難歸納。有些事對某些人是a piece of cake蛋糕一片,小case;但是它對其他人可能有如排山倒海之苦楚。 有些事在某個時候,多數人都可以輕易面對;但同一件事在特定的時候發生,卻極可能令人痛不欲生。

東方人自古似乎有一種以苦以憂為樂的傳統。古詩十九首說:「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范文正公說:「先天下之憂而憂」;連日本的文學家廚川白村都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好像不苦不憂,人生就很沒深度。

的確,就如孔子所說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 / 衛靈公篇),人生的憂患從識字開始,越是懷抱人生,越是憂國憂民,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都可以撩人愁緒,給人壓力。要人人心頭前裝一片清心濾片,煩心的事在此就被過濾,恐怕沒有那麼便宜之事。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說壓力大會得癌症,但是越來越多的醫學研究發現精神壓力會削減免疫機能,憂鬱症會使身體修補DNA的能力下降,壓力就算不會立刻致人於死,總不會是個好東西。

癌症病人的第二課:逃離壓力。請您向家人宣告,當我在家裡聽到或看到一些會讓我沮喪的事,你們會發現我突然不見了,請不要擔心,我只是出去走走,一會兒就會回來,謝謝你們的擔待。

慢活主義的聯想

如果某醫師看病從年輕看到退休,叫得出名字的病人屈指可數,他可能一輩子只在「看病」,沒有看「病人」。按小說家黃春明先生的說法,他不是醫師,只是生產線上的女工。和信醫院的醫護人員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他們可能是台灣叫得出最多病人名字的白袍使者。

文 / 鄭春鴻  

最近全球刮起一股「慢活主義」的新風潮,推行著慢食、慢工、慢動、慢性、慢療,和慢閒運動;主張以一種正常而平衡的速度生活著。心理醫生把追求慢活叫做「找到你心中的烏龜」(find your inner tortoise)。

「慢活」並不是主張做每一件事都慢吞吞的,而是要脫離做為速度的奴隸,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自己也活得更美好。「慢」字主是針對一切講速度的現代生活的反動;比較正確的慢活主張,應該是該快則快,能慢則慢,也就是以音樂家所謂的 tempo giusto 以正確的速度來過生活。

慢活主義最重要的核心是建立一種歸屬感,增加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機會。大家太熱愛速度,執著於用最少的時間做最多的事,這樣的觀念已成了普世的價值,全人類沉溺在快速文化久矣,也為追求速度付出慘痛的代價。

現代人越來越冷漠,跟我們每天相遇,只說句「嗨」,幾乎沒有互動的人,竟好像佔了大多數。 這裡所指的互動,還不只是雙方談事情而已。比如,當你打開電話號碼簿或名片冊,這些人都跟你談過事情,他們都跟你曾經互動,但,他們都可以稱為你的朋友嗎?你瞭解他嗎?

醫療體系也不免陷入這樣的迷思,台灣的醫師和病人好像是盲目的約會,三分鐘看一個病人,結果使病醫的關係一直降溫。一個好醫師的條件或許很多,而如果某醫師看病從年輕看到退休,說出名字的病人屈指可數,他可能一輩子只在「看病」,沒有看「病人」。按小說家黃春明先生的說法,他不是醫師,只是生產線上的女工。和信醫院的醫護人員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他們可能是台灣叫得出最多病人名字的白袍使者。

前些天,我到台北一家大型教學醫院探望病人。一位年輕的醫師拿了好幾張同意書要病人家屬簽字,口中一直唸唸有詞:「社會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什麼都要簽字,以後我幫你打針之前,也會要你簽字,因為病人會告我們。」這位醫師心靈的受傷溢於言表。在場人士聽了無不愕然互視,但噤聲不語。病醫之間不能互信,倒楣的還是病人。究竟是什麼釀成這樣的災難?當然大家都有責任,而醫界必須自省的正是快速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掛帥;病人沒有給予醫師應有的尊重,把醫師當生意人,把看病行為當成一般交易,都值得深省。

你敢作夢嗎?

現代生活最大的災難,其中之一應該就是「學校」的發明,因為「學校」經常告訴我們的是「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世上沒有奇蹟。 

文 / 鄭春鴻  

一名廿五歲的重慶女子在拍賣網站上開店「出售剩餘人生」而引起議論。據悉,這位名叫陳瀟的女子開店一個多月來,有一百多人購買她的時間,成交四十多宗。她在網頁上寫著「將剩餘的人生獻給那些真正有時間需要的人」、「人的時間是可以買賣的,安排陳瀟的生活是你們的權利,為你們服務是我的義務…」。不過,陳瀟強調,她不接違法的業務。 

我們每天都在「出售剩餘人生」 

成功需要成本,時間也是一種成本,對時間的使用等於反映了此人的價值觀。陳瀟的「出售剩餘人生」只是聳動的噱頭,一點都不新奇,因為你和我,以及全世界多數的人,可以說每天都在「出售剩餘人生」。只是有些項目,我們不全然把它當成「出售」;而是認為是「付出」、「奉獻」等等。

比如,你一早騎摩托車載可愛的女兒上學,你會把它想成「出售時間」給一個小女孩嗎?不會,因為你不是司機,這是你對女兒的愛,是「付出」;接著,你去上班,在工作上,你一點都沒有成就感,也得不到同事的敬重,你覺得純粹被「工具性」的對待,但你又不得不去,因為你需要那棄之可惜的薪水。因而,上班的八小時,你的確會把它當做「出售時間」;下班了,你花了一個小時在家煮飯給家人吃,你會把它當成「出售時間」給一家人嗎?不會,因為你是家人之一,你愛家人,它也是「愛的付出」;到了禮拜天,你上教會,不但要做十一奉獻 (捐出薪水的1/10) ,而且要一早就忙著接待教友,要分擔弟兄姐妹的憂愁,花的時間和金錢更多,你會把它當成「出售」嗎?不會,因為你愛上帝,而你被教育「做在最小弟兄身上的,就是做在上帝的身上」。 

「行非所願」花的時間才叫「出售」 

可見,當我們「行非所願」的時候,我們花的時間才叫「出售」。當我們「為所當為」時,我們就是在履行責任,我們是在「享受付出」。比如,果農花時間種水果,為的是收成後把水果賣了,好用來買別的日用品生活,所以,他在田裡是「工作」,是他的責任,對他而言,這大概就是「出售時間」;而都市的上班族,想體驗農夫的生活,他向「市民農場」申請一塊地,同樣在田裡是操作,但他在假日上工做的不是「工作」,而是休閒。 

母親一星期工作70小時十萬元 

母親,是一星期工作七十個小時的職業,這是德國家庭主婦協會的統計。根據統計,一個有兩個孩子的母親平均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如果週末不列入計算的話,一個星期至少工作七十個小時。而一個正常的工人一星期工作七十小時,在德國是違法的。

德國媽媽要做哪些工作呢?和台灣的家庭主婦大同小異。包括煮飯、洗衣服、居家清潔、陪孩子、接送小孩、幫孩子做課後輔導等等。如果以時價計,一個家庭主婦所做的工,一個月可以賺到2510歐元的工資,換算成新台幣大約要十萬元。當然,媽媽一天的工作不只上述。更重要的是你不可能為這一個家找到這麼一個女人,她是那麼盡心盡力,無怨無悔。正因如此困難的工作,有天下的女人任勞任怨地擔待下來,才成就人類去承繼那宇宙繼起的生命。 

「學校」教育我們「人生沒有新鮮事」 

生活在不容易餓死的地方,人生最大的問題,往往不是「活下來!」,而是「怎麼活?」跟自己最過不去的,也就是吃飽飯沒事幹的人,才會去想到「人為什麼活?」的大哉問。

現代生活最大的災難,其中之一應該就是「學校」的發明,因為「學校」經常告訴我們的是「人生沒有新鮮事」,世上沒有奇蹟。多數的各級的學校,就像早年鄉下做「紅龜仔粿」的木製模具,任何形狀的糯米團,經模具一樣,每隻「紅龜仔粿」都長得一模一樣才能送到菜市場賣。學生「模組化」的結果,使得年輕人的價值觀越來越累同,勇於作夢,敢於突破前人設立的藩籬,走自己想走的路的人越來越少了。 

諾貝爾獎都是頒給敢作夢的人 

每年的諾貝爾獎都是頒給敢作夢的人,他們只知追求真理,幾乎不考慮賺錢的事。以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為例,它頒給的對象,幾乎都是「為學問而學問」的人。以本世紀以來,得獎人在關於神經系統信號傳導方面的研究、發現細胞週期中的關鍵調節因數、發現器官發育和細胞程式性細胞死亡(細胞程式化凋亡),以及發現人乳頭狀瘤病毒的研究,其成果都是石破天驚的,但卻完全沒有立即的商業價值。相較之下,當今的大學,基本上不是這種追求真理的人的溫床。 

年輕人什麼都不拜,只有拜金 

大學教育的功利化是全球性的,學生來上大學,一心就想要「學以致用」,學校只好應大家的要求,大量地推出實用的科系和課程。以台灣為例,教育部公布學生人數前十名的大學系所,包括商管、電資、資管、企管、電機、財金等系;碩士班以電機、資管、企管人數最多;文科校系以應用外語、應用英文系最熱門。這些科系都是應用科學,連文科的外語,也以可以立刻用得上的應用外語,才受到年輕人的親睞。新的一代,是一個沒有偶像崇拜的世代,什麼人什麼事都不怎樣,什麼都不拜,只有拜金。

因為大家都想學「用得上」的知識,尤其是有效用在賺錢上的知識,也就是「拼經濟」,所以滿腦子都是錢。好好地賺錢其實也不見得是壞事,偏偏還沒學會怎麼賺錢,就去學「理財」。自己窮光蛋無財可理,就去理別人的財,鼓吹大家不要老老實實賺錢,金錢遊戲賺得更多,各式各樣無中生有的「金融性產品」,以錢養錢賺得才快。 

人財兩失的現代投資故事 

有一天,一位其貌不揚的男士,帶著一位十分豔麗的OL,來到Causeway Bay一家LV店。他為OL選了一價值6萬5元的LV handbag。付款時,男士掏出支票本,十分瀟灑地簽了一張支票。店員有些為難,因為這對夫婦是第一次來店購物。

男士看穿了店員的心思,十分冷靜地對店員說:「我感覺到,您擔心這是一張是空頭支票,對嗎?今天是週六,銀行關門。我建議您把支票和handbag都留下。等到星期一支票兌現之後,再請你們把 handbag送到這位小姐的府上。您看這樣行不行?」

店員放了下心來,欣然地接受了這個建議,並且大方的承諾,遞送handbag的費用由該店承擔,他本人將會親自把這件事情給辦妥。

星期一,店員拿著支票去銀行入賬,支票果真是張空頭支票!

憤怒的店員打電話給那位元顧客,客戶對他說:「這沒有什麼要緊啊!你和我都沒有損失。上星期六的晚上我已經同那個女孩上床了!哦,多謝您的合作。」 

對於可能加大的風險缺乏防範意識 

這個故事是「次貸危機」期間,我聽到最淺顯,也最容易令人儆醒的教訓。它確定很生動地揭示了次貸危機的本質。故事告訴我們,大多數人在對「未來收益」充滿良好預期的時候,對於可能加大風險缺乏防範意識。

這一位其貌不揚的男士,必定衣著光鮮,手戴勞力士,口袋插了萬寶龍名筆,就算一身名牌都是假貨,但他的多金打扮、談吐、氣派等,必有慑人之處。美女心想,反正週一六萬多LV就到家了,自然也就放鬆了警惕,認為投懷送抱的投資是值得的;豈知她對於投入產出的預期,是建立在一個具有巨大不確定風險下。而對未來收益預期的包裝,則是這些投資機構,也就是故事中那個空心色狼最擅長的事情。

玩金錢遊戲的人大多跟這個美女一樣,所以虧錢或被騙上床基本上是活該,沒有這些人,股市和一堆「金融性產品」賺誰的錢呢?股民的「老師」,那些媒體和分析家們,則往往在其中扮演了LV店員的配合角色。

讀了這個故事,我最感到可惜的不是美女沒有拿到LV handbag,而是美女實在不應該為了一個名牌包包,把寶貴的身體獻給其貌不揚的臭男人糟蹋。因為名牌包包或金錢沒到手,還有機會賺到它,妳花了一去不復返的時間,去陪一個語言乏味的滿口三字經的臭男人,身體還任他玩樂,浪費生命莫此為甚。 

錢,不是一張紙;也不是一枚銅板 

很多人一生奮不顧身地追逐金錢,問他錢是什麼,他說個半天也沒說出個名堂。關於錢是什麼,使我想起二姐的一段令人激賞的往事。

二姐是國小的老師,那個年代,她為了增加家庭收入,組了一個作文班。因為二姐不但寫作教得好,也很鼓勵孩子,因此很多小朋友來上課。

二姐為了讓作文班的孩子開心,就準備很多大小獎品來做獎賞,孩子們非常在乎他們得的分數,因為分數高,就可以換獎品。後來,二姐準備的獎品漸漸地對孩子們失去吸引力,於是二姐就想到,不如讓孩子們自己去7-11超商,看看愛吃什麼就買什麼。

不過,為了不讓孩子感到和老師「交易」,因此,二姐就製作了一種紙牌子,上面蓋上自己的印章,寫上「點數」,一點就算一元,孩子們拿著二姐「發行」的「紙牌」竟然真的可以在學校附近的那一家7-11超商「換」東西。更神奇的是孩子們的「紙牌」用不完,爸爸拿這簽有二姐名字的「紙牌」,居然也可以到這家超商「換」當天的報紙。

聽到這個故事的人,無不對二姐豎起大姆指表示敬佩,因為二姐可能是台灣光復以來,第一個私人成功「發行貨幣」的範例,雖然她發行及使用的範圍不大。二姐一說起此事,總是會客氣地說:「其實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有信用就辦得成。」原來二姐和這家7-11超商的店長說好,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要和公司結帳,在結帳前,二姐一定會去和店長先結清,把她發行的「紙牌」換回來。

二姐的故事告訴我們,錢,不是一張紙;也不是一枚銅板,而是「信用」,錢是一種「信任」。原來,我們賺錢,是要累積更多「信用」,使別人對我們更加信任,這是多麼健康,多麼高貴的動機啊!

問題是,當我們去檢視我們周遭的人,那些擁有最多貨幣的人,確實也同時擁有最多別人對他們的「信任」嗎?好像不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危機中的轉機

當我們覺得「山窮水盡疑無路」時,中國古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提醒我們這或許是一個否極泰來的轉機?

文/林彥妤﹙台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雖然每一個人在與癌症周旋的歷程,可能因癌症的不同而病況有所差異;或者既使同一種癌症的期別,也可能有不同的變形。因此,每一個人的抗癌經歷可能不盡相同。從以下的案例我們可以學習在摯愛的人罹患癌症時應該給予哪些適當的協助:

一位女士,我們就稱她危女士。以下是她面臨的情形: 

危女士約四十歲從事研究工作者,已婚並有一個十歲的兒子。因先生事業極為忙碌, 她分擔絕大部分教養小孩及打理家務的責任。在ㄧ次例行的健康檢查中,被發現乳房有一疑似腫瘤的硬塊。然而她心想: 先生這麼忙於事業、自己的工作也放不下;尤其若她接受治療那麼誰來照顧十歲的兒子。因此她並沒有參與進一步的檢查與治療。直到腫瘤越來越大,讓她無法不去面對就醫的事實時,她的診斷已是乳癌第三期。 

上述的案例可能令人氣急敗壞,扼腕地說:「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既然擁有良好的健康習慣定期做健康檢查,且有相當的問題解決能力;為什麼不在第一次檢查時就把握時效、盡速就醫?面對不就使問題化解嗎?」 

第一個反應都是難以相信 

試想,當醫護人員告訴危女士乳房檢查結果顯示有些不尋常,需要做進一步檢查時,浮現在她腦海中的思緒是什麼?第一是對身體與醫療的考量:無論只是存疑或是確定有癌症的可能性,大部分人的第一個反應都是難以相信,甚至震驚這事怎麼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接著會恐懼病情的嚴重性!有時稍有一點信心掠過心頭,告訴自己:「大概沒事吧!?」然而,很少人會就此打住,坦然面對。

多數的人可能突然超具想像力:猜測若進一步的檢查證實是惡性腫瘤,那該怎麼辦?多快要安排開刀?還需再找第二位醫師的意見嗎?若要開刀,要找哪位外科醫生?在哪家醫院開刀?癌症的治癒率又如何?…這麼一路想下來,也夠令人心驚膽跳了。 

家人應及時主動查覺並提供協助 

第二是家庭與社會功能再適應的評估:雖然危女士可能面臨健康的危機,但她或許像許多典型的賢妻良母,她總把孩子、家庭和工作的責任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特別是最放心不下,如果她接受治療對孩子成長造成的影響。

這樣的衝擊也凸顯家庭的結構與功能。危女士儘可能不增添丈夫的負擔,若是先生未及時主動查覺並提供協助,可能就會延誤太太就醫的時機,最後變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最先需要調整自己的失控感 

第三是 (1) 危女士所面對的壓力或挑戰 (例如:治癒率、對她孩子發展的影響)是否可應付?(2)是否具有面對就醫所需足夠的資源?

經評估之後,若她認為壓力的來源是無法控制且是既成的事實卻又缺少足夠的資源時,最先需調整她的失控感,否則很難期待她積極參與追蹤檢查。尤其以她的專業背景而言,對所做決定具有高度信心且可掌控性可能對她格外重要。然而,癌症的治療決策過程中,又總是在許多不確定性與互相衝突的觀點考量需要做出決定,往往令人舉棋不定、陷入徬徨無措的焦慮中。

  如何增進對無法控制的事件之掌控感?較有效的因應策略是「否極泰來」 (1) 勇敢地想像: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是什麼?既使事實可能是殘酷的,但與現實的正面接觸可將人從虛擬地可掌控的假象中被釋放;(2) 坦然的接受最壞的情況並以最壞的打算來解除所面臨的擔憂,因為再糟也不過如此。 

  給孩子一個另類珍貴的學習機會 

若危女士與她的家人可以在第一次檢查時,視再做進一步的檢查是努力於可以搶救的部分,而沒有固著於這個疾病的負面或無法控制的部分,那麼整個故事的結局可能重新改寫。特別是既知別無選擇 (越早發現越早治療是最好的策略),就用他們所擁有的優勢在面對困境時勇敢活下去。

另一方面,雖然整個家庭包括孩子都可能受到相當大的震盪,甚至因家庭分工的角色增加。但家人藉著真誠的探索疾病對自身的衝擊、表達生理、情緒的痛苦或是慶賀成功的控制疾病,不只可以減少面對問題的孤單感,並拉近彼此的親近感。對她的孩子也許是一個珍貴的學習機會。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可能危女士最擔心是就醫對她小孩發展的影響。如她的孩子可能需適應暫時沒有母親無微不至的照顧的生活,且因母親的疾病而被迫提早面對人生的無奈與苦難。當然,所有的父母都希望為孩子挪去看來似乎不必要的橫生挫折。

但是這不也是今日令許多家長頭痛的「草莓族」,甚至「布丁族」的成因之一嗎?而且,當父母認為只有自己能給孩子最好的,無形當中是否也強化孩子對父母的依賴與對外界的不信任感?因此限制了孩子向外汲取資源的動機。

  當我們覺得「山窮水盡疑無路」時,中國古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提醒我們這或許是一個否極泰來的轉機?

外婆的紅鼻子

文 / 林芷銘 

吃完午飯,我們安靜的走出餐廳。 咪咪和妹妹很快的跑向我們的停車位,天真無邪的面孔閃耀著興奮的光芒,雙手握著車門把不停地上下搖晃,看著我們說:「要去Irvine阿嬤家了嗎?終於可以和揚揚庭庭玩一整天了!」

我跑過去抓住她們的手,轉過身:「趕快和阿公阿嬤說再見, 抱一個, 阿公阿嬷後天就要坐飛機回台灣了!」一向不善表達情感的爸媽彎下腰給倆個孫女一個真切的擁抱,用輕鬆的語氣吩咐:「在Irvine阿公阿嬤家要乖! 阿公阿嬤照顧你們五個小孩很辛苦,要聽話! 媽媽明天先回Boston搬家沒關係吧?不要哭喔! 下次再見嘍!」

孩子們急著點頭,搖頭,揮手。 媽媽上半身鑽進車裡,仔細得幫妹妹綁安全帶,確定一切都扣好時,突然緊抿著下唇,用手摸一下她們稚嫩的臉。我發現媽媽的鼻頭紅了,偌大的太陽眼鏡遮掩不住她一霎那臉部肌肉的抽動。多熟悉的表情啊! 突然間,我好像看到已過世十年外婆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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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站在桃園機場海關檢查門的那一面大玻璃窗外,一動也不動地站著。 她的身影沉重地似乎和地面黏在一起,像佇立在海邊的一座美麗的女神雕像。 她白晢細柔的臉變的更蒼白。 眼睛和鼻子像火一樣紅, 嘴角刻意的微微上揚, 但眉頭卻不合作地皺成八字型。 筋脈突出的右手緊握著手帕,無力的靠在窗台上。 我開始擔心她患有退化性關節炎的雙腳是否因為來送機前一個人走太多路,扛太重的東西,為了讓我們帶更多家鄉的味道回去,而舉步維艱。 還是她裝著人工電池的心臟,突然停止跳動。  直到她察覺到我的猶豫,吃力地揮動她的手背示意我趕緊入關,我才放心地繼續快步往前邁進。 雖然背對著她,我知道她本來在眼眶內打轉的眼淚早已決堤,一直到完全看不見我為止,她才會離開那扇窗。 

「阿嬤,半年後我們就會回來看您啊!別傷心啦!」 但每一次離別,阿嬤都像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地那麼慎重地為我們送行。 當年才十幾二十幾歲的我,以為阿嬤是因為怨歎從小被生活富裕,卻重男輕女的生父母送人,所以特別容易傷感悲觀。連簡單的在她生日時送束花,就可以讓她感動的熱淚盈眶,不停的向我們彎腰道謝。 她總愛在臨行前替我們縫補修改衣服時說:「唉! 希望我有性命會活著看妳結婚!」 我只是沒耐性的用我的破台語大聲抗議:「阿嬤亂說話啦! 會啦! 阿嬤不要那麼說啦! 阿嬤,您那麼年輕,我內公內嬤都比阿嬷多十幾歲,不是嚨還真健康嗎?」 沒想到親愛的外婆,真的在一次送機半年後,為了想走更長遠的路,鼓起勇氣去做了換膝蓋的手術而喪命。 原本是一個普通的手術,卻因處理不當,引起敗血症,在短短的三十六小時就離世,結束僅七十八年的生命。 想親眼看我結婚的願望只留下我們無限的遺憾… 

在車上看到極像外婆的表情,驚覺媽媽已經到了我十四歲第一次出國時,外婆的年紀了! 那天,外婆也是紅著鼻子,默默地從一個小紅絨布袋裡拿出一條一面刻著福字,一面刻著老鼠(我屬鼠)的金項鍊給我戴上。 在這一刻,我發現父母真的已經不再是小時候給我們遮陽擋雨,強壯的大樹了! 我突然領悟外婆當年的心情,了解對一個年紀大的人,周圍親友一個接一個生病,生命逐漸凋零的無助感。 面對人生的無常,居住距離的遙遠,我不禁暗自擔憂,還有幾次機會可以承歡膝下? 想到這裡,方向盤前一遍糢糊,只好將車子停泊在路邊。 才六歲的咪咪問我為什麼流淚,但我要如何和一個人生才剛開始不久的新生命解釋我此刻複雜的心情。 只能老套地回答:「沒事, 只是有東西跑到媽媽眼睛裡去而已。」 

囚室之光

在癌症的療程中,總難免有一些或大或小對治療計畫的打岔。即使是在緩解期,仍不免籠罩於再復發的陰影之下,像是被宣判無期徒刑,失去為所欲為的自由。美國戰俘絕望而死的例子可提醒我們須留意避免哪些具有傷害性的作法。 

文/林彥妤﹙台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常言道:「勝負乃兵家常事。」然而真的淪為階下囚,仍是令人非常鬱卒的事。不過,如果心中尚有一線希望,或許較可以忍耐在牢獄之中所受的各種酷刑及折磨。

存在主義大師Viktor Frankl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觀察關在納粹的集中營當中的俘虜存活情形。美國的威廉‧梅耶少校(William E. Mayer)也在韓戰之後,對一千名曾被北韓囚禁的美國戰俘進行研究,特別觀察戰俘有無「正向人際支持」。他發現︰北韓軍方只要隔絕正向人際支持,就不需花什麼力氣,可以讓被囚禁在北韓的美軍戰俘極端絕望而死,且其死亡率為歷年各戰役之冠,高居38%。 

北韓如何斷絕戰俘「正向人際互動」? 

北韓如何斷絕戰俘「正向人際互動」呢?

1. 鼓勵告密:目的是在離間人際關係。

2. 強制戰俘做自我批判:例如有位被俘的士官因疼惜他的袍澤,而喝止他的弟兄不要喝河裡的水以免中毒而死。但這位士官善意完全被抹殺,還是被迫批鬥自己的越俎代庖,因他已不在發號施令的位置上。

3. 切斷對領導者與國家的忠誠:目的是在破壞士兵對長官的尊敬與信賴。以上述自我批判為例,被俘士兵回應士官關切的方式可能是對此士官大聲咆哮「關你哪門子事?」

4. 阻隔所有「正向的情感支持」,同時強力灌輸各種負面情緒。如有士兵家人寄信表達支持,則信件一律給予扣押;但若是告知親人去世或妻子改嫁此類的消息,則立即轉送。 

親友及醫療團隊共同協力抗癌 

這和癌症的治療與康復有什麼相關呢?在癌症的療程中,總難免有一些或大或小對治療計畫的打岔。例如,有時候白血球數值過低卻偏偏又毫無胃口可言。即使是在緩解期,仍不免籠罩於再復發的陰影之下,像是被宣判無期徒刑,失去為所欲為的自由。因此,從上述美國戰俘絕望而死的例子,也可提醒我們,在親友及醫療團隊共同協力抗癌的過程中,須留意避免哪些具有傷害性的作法。

 別把家人都逼成仇家 

  常見的情形是:當病情沒有好轉,病人及家屬都感到非常的挫折,覺得都這麼認真了,怎麼還是這樣?這時候,就容易責怪對方以消除無力感。例如,家人可能一直嘮叨病人,這也不吃那也不喝病怎麼會好呢?而病人也會生氣家人在他如此痛苦的時候還碎碎念,增加他的不舒服。或是有人開始自我懷疑:是否祖墳未好好照理?或上輩子與人有仇?故對高人的指點言聽計從,然而往往花錢又未能消災解運方式,似乎徒增罪惡感。或是病人枯坐埋怨或自怨自艾問為什麼發生在我身上?甚至也可能開始對醫療人員產生不滿、忿怒和不信任。在病急亂投醫之下,將任何偏方照單全收,不只大大地降低遵行醫囑的意願,也造成醫病關係的緊張,令醫生無可奈何。甚至病人開始對家人暴怒,既使家屬忍氣吞聲、百依百順,病人還是頤指氣使,像是要把家人都逼成仇家似的。 

過高期待會陷入憤怒的惡性循環 

上述這些作法都與發揮團隊支持效能做反向操作。然而,人之常情是,當自己或家人的安危受到重大衝擊時,都會期待醫療人員有「天子」或「神人」般的能力帶來扭轉乾坤的改變。對家屬和密友的期待與依賴,也會無限上綱地提高。然而事實上,再優秀的醫療人員也有他們專業的極限;脾氣再好的家屬或朋友,也有他們忍耐的限度。在現實的碰撞中,這些不切實際且過高的期待就往往讓人陷入另一個挫折--憤怒的惡性循環。因此,當我們在面對重大挑戰時,雖然有可能會退化到較年幼的依賴時期,但長久之計還是需要我們即時回神過來,運用正向的資源,鼓勵自己與協助者一同共度難關。 

為自己加分,為別人加油 

以Tom Rath為例,他不只是著名的管理顧問 (他的《你的桶子有多滿》一書是紐約時報暢銷書),而且是近二十年的抗癌英雄。當他十六歲時即發現患有極罕見的視網膜、小腦及脊髓血管瘤症基因異常,導致左眼永久失明。之後他還需陸續處理在腎上腺、腎臟、胰臟、脊柱等出現的多發性腫瘤。然而2008年七月,他依然健在,真是不簡單。Tom Rath將他從他家族所學到的「為自己加分 (如避免自憐以致將問題越看越大,而使自身的優勢大幅萎縮﹚ 與,﹙如肯定別人所付出的協助與關心﹚」應用在抗癌歷程。因此在遭受束縛和感到力不從心時,可避免如同在北韓的美軍戰俘因缺少正向的人際互動 (包括與自己的關係) 而失去生存的力量。 

  五句讚美,一句批評 

「正向人際互動」真的具有這麼深遠的影響嗎?美國婚姻諮商師約翰‧高特曼(John Gottman)在1992年所做的著名離婚率的預測研究發現:觀察七百對新婚夫妻十五分鐘的談話,計算兩人正向和負向的互動次數;十年之後,以正面與負面互動的最佳比例為五比一(五句讚美:一句批評)為預測指標,追蹤這些夫妻的離婚率而其正確度可高達94%。

在夫妻的團隊當中,正向與負向人際互動比率尚且顯著影響日後是否拆夥的可能性,那更何況在面對抗癌的生死存亡的關頭呢?

病人、家人與醫療團隊可用正向與負向人際互動五比一的比率(就是說一句良藥苦口的話需要有五句稱讚或認同的表達來調和),維持互動關係的和諧與效能。可預期地,當我們選擇讚美、認可別人時,也為自己在失望中注入希望,在疑惑中找到信心。